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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南北肥城人:田紀云

          發表時間:2015-06-04    來源:肥城文明網

          東西南北肥城人:站在改革開放歷史大潮的前列——訪中國當代改革家田紀云  

            2002年初秋的北京,天高云淡。

            人民大會堂敞亮的辦公室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田紀云接受了我的采訪。

            我久已仰慕這位在中國改革開放24年歷史中,擔任長達10年副總理、10年副委員長、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20年中共中央委員的政治家。一進門難免有一絲緊張感,但他一開口那句“老丁”,一下子就拉近了我與他的距離;接著,他那特有的山東人的豪爽、熱情、坦蕩,徹底融化了我剩下的那點緊張情緒。

            “請你大一點聲?!碧锛o云用手指著自己的耳朵說,“我有耳鳴癥,聽力不好?!?/p>

            上個世紀80年代初,田紀云進入中南海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時,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百業待興。繁重的工作使這位身強力壯的52歲的男子漢感到力不從心。除了參加國務院、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等諸多會議外,每天都要閱讀數萬字的材料,還要做大量的協調工作。午間難得休息,就是晚上也要工作到十一二點鐘。當時的服務員劉國棟說:“田副秘書長辦公室的燈是長明燈?!彼邍乐夭蛔?,久而久之,造成失眠。每晚靠服用安眠藥入睡,有時一次吃二三片還睡不著,只得吃幾次才能進入夢鄉。就這樣,落下了耳鳴癥,至今無法治愈。

            居巴蜀,深刻反思中率先改革

            粉碎“四人幫”不久的1977年3月,田紀云出任四川省財政局局長。早在“文革”前,他就在貴州省任財政廳副廳長。

            “文革”中,四川是個重災區。真是“天下未亂蜀先亂”,而且亂的既深且廣。10年大動亂的破壞,長期“左”傾錯誤的影響,使四川的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素有“天府之國”美稱的巴蜀大地,廣大民眾竟飽受饑餓之災。1976年,全省糧食總產量為508億斤;全省糧食平均畝產325斤;農民人均年收入53.6元,比全國農民人均年收入低9.8元;農民人均年口糧369斤,比全國農民人均年口糧低40斤。在“文革”后期,四川一些地方的農村,誰給一個姑娘幾十元錢或一二百斤糧食,她就嫁給誰。農業如此,工業也是千瘡百孔。1976年全省3000多個縣以上國營工業企業,不僅沒有給國家上繳分文,反倒虧近1億元。這樣的工農業生產,不可能提供多少財政收入。全省1976年的財政收入跌落到1966年的水平。財政收支連年收不抵支,靠中央補貼過日子。大亂中的四川人民迫切渴望大治。

            省委面對的首要問題是解決吃飯問題?!笆∥饕I導干部在恢復政治穩定的同時,深入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制定迅速恢復農村經濟的辦法”。省委否定了強迫農民一年種兩季水稻再加上一季小麥或油菜的方法,決定1977年恢復傳統的稻麥兩熟制,減少一年三熟的種植面積399萬畝,并把這概括為“水路不通走旱路”。同時在農村放寬政策,提倡多種經營,加強管理,讓農民休養生息。結果僅一年時間就大見成效,1977年與1976年相比,全省糧食總產量增長10%,僅稻谷就增產120億斤;年均每個社員口糧增加了66斤、現金分配增加了9.6元,是近10年未曾有過的新氣象。1978年下半年,四川省委進一步放寬政策,將農民的自留地擴大到總耕地面積的15%左右,并支持農民采取包產到組的形式經營土地,后來發展到包產到戶。這樣,四川與安徽遙相呼應,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四川省委在進行農村改革的同時,開始醞釀城市工業經濟體制的改革。工業經濟體制的改革是放權讓利。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將工業企業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業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選擇了6個不同類型企業,進行擴大自主權的試點。1979年1月,省委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在總結初步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擴大企業自主權急需落實的14項政策和措施,并選擇了100個單位作為第一批試點。

            這時,省委主要領導人一再指示田紀云和財政局,解決財政困難必須從發展經濟入手,廣開財源,不能就財政論財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又強調財政管理必須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依靠政策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田紀云深知,財政管理體制,是國家行政管理、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牛鼻子。從共和國建立以來一直從事財政工作的田紀云,對傳統計劃經濟下財政管理體制的弊端有著深刻的體會。他反思說,幾十年來,財政管理體制始終沒有突破“統收統支”、吃“大鍋飯”這個框框,中央集中過多,地方名為一級財政,實則沒有起到一級財政的作用,而且各地財政權責不清。他呼吁對現行財政體制進行一次比較徹底的改革。如何改?他積多年的經驗提出了三條:第一,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重點是擴大地方財政的自主權;第二,明確劃分中央和地方財政的收支范圍,使地方有權有責;第三,保證財政管理體制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田紀云還提出改變財政工作的指導思想,即變財政工作者由“理財家”為“經濟家”,要從開源及促進經濟發展來增加財政收入。

            田紀云尖銳地批評了國家對全民所有制企業那種僵死的管理體制:“長期以來,國家對全民所有制企業采取統收統支辦法,利潤全部上繳,支出上邊給,虧損國家補。這種辦法的主要弊端在于沒有體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使企業失去了內在動力?!薄斑@樣就影響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影響了財政收入的增加?!彼岢隽诉@樣的觀點:“社會主義企業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應該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擴大企業的自主權,保證其應有的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位和相應的經濟利益,使企業成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經濟細胞,能動地發展生產,創造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薄拔母铩敝?,將“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相提并論,并實行圍剿。田紀云將社會主義企業視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這在當時是相當先進的觀點。

            田紀云十分贊成并積極支持省委改革的思路。他和財政局為擴大企業自主權,增加國民收入獻策盡力。他提出,“擴大企業財權是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核心”。

            粉碎“四人幫”后,省委號召各縣興辦“五小工業”,為農業服務。田紀云和省財政局為支持“五小工業”的發展,調動企業改善管理和扭虧增盈的積極性,突破傳統財政管理體制的束縛,制定了實行小生鐵定額包干、小水電以電養電、“五小工業”企業實行利潤分成等經濟政策,經省委同意后實行。結果在當時這種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促進了“五小工業”的發展。1978年與1976年相比,小生鐵產量增加了110.23 %,平均單位成本下降了19.18%;小水電發電量增長19.5%,實現利潤翻番。

            這期間,田紀云和省財政局在財政稅收政策上出臺了部分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如:對新辦的社隊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三年內免征所得稅;對集體手工業增長的所得額減半征稅;對代用品烤酒適當降低稅率;對一些政策性虧損的產品實行定額補貼。這些政策措施收到了明顯的經濟效果,有效地促進了工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

            特別是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中,在田紀云主持下,省財政局出臺了使企業和職工的物質利益同上交利潤相掛鉤的一些具體政策,使企業有了利潤提留權、自籌資金擴大再生產權、多提留固定資產折舊費權、銷售部分產品權和計劃外生產權、外匯分成權、靈活使用獎金權等自主權。這些政策初始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議,認為是把國家財政收入切了一塊給企業。田紀云用“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水漲船高”的比喻說明了一個道理:從眼前看是把國家財政收入切了一塊給企業,但這樣則調動了企業增產增收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加,結果不僅補償了切出的一塊,而且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由于較好地解決了長期以來“統收統支”、吃“大鍋飯”的問題,調動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企業經營狀況迅速好轉,省財政收入連年大幅度增長。1979年,擴權試點中的84家地方工業企業,總產值比上一年增長14.69%,比全省地方工業的平均增長幅度高出3.01%;實現利潤比上年增長33.02%,比全省地方工業的平均增長幅度高出6.89%;上交利潤比上一年增長18.97%,比全省地方工業的平均增長幅度高出4.81%。從這84家地方工業企業增加的利潤在國家與企業的分配看,國家得61.76%,企業得38.24%,國家所得大大高于企業所得。商業系統試點企業呈現出同樣的情況。

            對虧損企業,田紀云和省財政局提出、經省同意,實行定額包干或計劃包干、節約分成的辦法。這個辦法調動了企業扭虧增盈的積極性,效果顯著。四川省食品公司的經營虧損連年急劇上升,1977年達到9000多萬元。從1978年實行這個辦法,到1979年就扭虧為盈,全年實現利潤1800多萬元。四川省農墾水產企業從“文革”初期的1967年以來連續十多年虧損,而且數額越來越大,成了一個“老大難”。從1978年開始逐步推行“財務包干,三定一獎”辦法,虧損迅速減少,到1979年底,已轉虧為盈。

            1979年7月,四川省100個擴大自主權試點企業生產上升、利潤增加的喜訊傳遍全國、傳到北京。國務院副總理兼經委主任康世恩敏銳地感覺到,這是改革現行的“統收統支”財政管理體制的一次勇敢的嘗試,對打破“大鍋飯”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對企業擴權有爭議的情況下,經委黨組毅然決定在成都召開全國工交工作會議,推廣四川省企業擴權的經驗??凳蓝髟跁现赋觯簲U大企業自主權,“這是一個大政策,勢在必行”,這樣做,“解決了目前許多企業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贏利虧損一個樣的問題”。田紀云在會上作了發言,介紹財政工作如何支持工農業生產和改革。他充滿信心地說:“逐步調整國家、企業、職工之間的分配關系,打破‘統收統支'的局面,恢復社會主義企業作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應有權益,這個正確的方向是不能動搖的?!痹谶@次會議上,田紀云的名字從改革前沿的四川開始走向全國。

            會后,康世恩組織制定了《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和《關于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等五個改革管理體制的文件,經國務院批準后在全國有計劃地組織試點。擴大企業自主權,揭開了中國工業企業體制改革的序幕,也揭開了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

            入中樞,嘔心瀝血推進改革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10年“文革”的大破壞,加之粉碎“四人幫”后華國鋒推行的“洋冒進”,中國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經濟建設面臨著財政困難、資金不足的嚴重問題。1979年國家的財政赤字達到170億元,1980年為127億元。當時的中國政府,就像支起一口鍋過日子的家庭,入不敷出,欠債度日。1979年4月,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并制定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調整國民經濟的過程,實際上是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過程,也是推動改革開放的過程。

            就在調整經濟、啟動改革開放的1981年2月20日,田紀云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機關黨組成員,分管經濟工作方面的事情。1983年6月,田紀云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同時兼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協助總理處理經濟方面的工作,并具體組織改革開放措施的實施。

            田紀云剛到國務院,總理就怎樣解決財政困難問題給他出了個題目:如何生財、聚財、用財?他經過深思熟慮,很快就上交了一份生財、聚財、用財的意見。此后,田紀云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于1982年初發表了《解決當前財政困難的幾點看法》。他認為,要解決財政問題,增加資金積累,最根本的途徑是大力發展生產、提高經濟效益。而當時的有效辦法是挖掘企業的潛力。他舉例分析說,全國財政收入占工業產值的20%,這個比例大大低于1957年的44%、1965年的33%的水平。如果將每百元工業產值提供財政收入的比例提高三個百分點,那么國家一年就可以增加150億元的收入。他指出,要挖掘出這巨大的潛力,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合理調節中央同地方,國家同企業,國家、企業同個人的經濟利益,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接著,他詳細闡述了如何處理好國家同農民、國家同企業、企業同職工個人、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田紀云認為,僅僅依靠國家財政解決資金不足的困難是不夠的,應該大膽利用外資,有計劃地開發內資。他專門指出,有的人關于銀行儲蓄存款不能用于擴大再生產投資的觀點是不全面的,“因為這些資金就總體而言是有物資作保證的,并作銀行鈔票的發行”,他提議發行適當數量的國債券。這些意見陸續被中央和國務院采納。

            由四川到全國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給企業帶來很多好處,所以受到企業普遍歡迎,很快就在全國推開了。在擴權中,“利潤留成”是國家和企業一對一地討價還價,這樣不夠規范,加之企業之間苦樂不均,難以形成平等競爭。還有一個問題,按企業隸屬關系分配上繳利潤,造成條塊分割,使中央和地方不能有一個固定的收入來源。所以必須尋求一個統一的規范的辦法,既使企業間能夠平等地競爭,又使中央和地方有一個固定的收入。于是,就出現了“利改稅”,即把企業向國家上繳利潤改為按一定稅率上繳稅金。自1979年以來,國家就在有關省、市的部分企業和少數幾個行業中進行“利改稅”的試點。到1981年,全國參加“利改稅”試點的工業企業已達456個。試點初步顯示了優越性,1981年與1980年相比,這456個工業企業總產值增長2.5%,銷售收入增長8.9%,實現利潤增長18%,上交國家稅費增長13.6%。

            田紀云到國務院工作后,積極推進“利改稅”。在進國務院不久的1981年7月13日,他就與另外一個人在《人民日報》著文呼吁改革稅收。其中提出“利用劃分稅收的辦法,替代以劃分企業利潤為基礎的分級財政體制”。1982年6月,田紀云向國務院領導人提出了進一步完善財政體制的建議。他認為1980年以來實行的“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體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需要完善。如何完善?他建議分兩步走,第一步對現有辦法加以完善,第二步向“利改稅”過渡。對于“利改稅”,他說“這是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方向,它既有利于國家利用稅收這個經濟杠桿,加強對宏觀經濟的控制,保證國家財政資金的穩定增長,也有利于真正擴大企業的自主權,貫徹把經濟搞活的方針。但由于目前實際存在的價格體系不合理,行業之間、企業之間贏利水平過分懸殊等客觀因素,全面實行‘利改稅'確有困難,可考慮采取過渡性辦法,為逐步向‘利改稅'過渡創造條件”。

            自1983年1月,按國務院決定實行第一步“利改稅”。第一步“利改稅”是“以稅代利,稅利并存”,即企業上繳55%的所得稅,剩下的45%則根據企業的不同情況確定企業留多少、上繳國家多少利潤。這時,有些人心存疑慮。田紀云等著文闡述了“利改稅”的優越性:第一,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國營企業的經濟責任制,把企業的責、權、利密切結合起來;第二,有利于減少地方、部門由于自身經濟利益強加給企業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預,逐步解決各級對企業因利益劃分而形成的所有制觀念;第三,有利于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分級財政體制。他同時針對有的人擔心國營企業由上繳利潤改為交稅會改變全民所有制性質的疑問,回答說“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它僅僅是國家積累資金的形式的改變,并不會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不久,田紀云又單獨著文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問題和疑慮。歷史證明,任何一項改革,首先碰到的是觀念上的碰撞。

            1983年實行一年的第一步“利改稅”,獲得了明顯的經濟效果。實行“利改稅”的工業企業總戶數占贏利企業總戶數的88.6%,完成產值比上年增長9%,實現利潤比上年增長10.9%。這些企業將增長利潤的61.8%上繳國家,38.2%留下。實踐表明,第一步“利改稅”,既確保了國家的大頭,又保證了企業的合理收入,而且初步控制了個人消費基金的過快增長。

            這時,田紀云針對第一步“利改稅”存在的缺陷,不失時機地推動實施第二步“利改稅”。他再一次回答了企業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會不會影響企業所有制性質的疑問,排除了企業實行第二步“利改稅”后利益受到影響的擔憂。他從“利改稅”這一政策出發,站在改革的戰略思考的高度指出:“我國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尚處在探索階段,總體改革模式和走什么路子,尚未完全形成。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這就是要充分注意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特別是要注意充分運用各種經濟杠桿的作用,促進企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合理調整,提高企業素質和經濟效益,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快四化建設的步代?!?984年5月28日,田紀云專門就實行第二步“利改稅”答《工人日報》和新華社記者問。從1984年10月1日起,按國務院決定,在全國國營企業實行“利改稅”的第二步改革。自此,國營企業只向稅務局繳稅,結束了向財政部門繳利的歷史。第二步“利改稅”,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穩步增長,使企業從新增利潤中得到較多的利益,從而增強了自我改造、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能力。

            田紀云到國務院后,很多時間是在第一線搞調研。僅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的29天中,他率領12個人的國務院赴魯、豫、川調查組就跑遍了山東、河南、四川三省的5個地區、15個縣,召開各類座談會33個,走訪農戶76家以及一批商店、學校,還請各地幫助他們對100個生產隊長和100個專業戶、重點戶進行調查、征求意見。返京后,他們向中央和國務院寫出了《關于農村形勢問題》、《關于農村商品流通問題》和《關于供銷社體制改革問題》等三篇調查報告。至今閱讀這些調查報告,還會感到生動的語言、嚴密的分析、深邃的思想所散發出來的力量。這些調查報告對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人了解新情況、總結新經驗、解決新問題起了重要的作用。后來 ,田紀云談到自己在國務院工作十余年的感受時,伸出兩個指頭說:“最基本的有兩條,一是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二是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币粋€領導者,不了解下情,怎么能夠實事求是呢?!在國務院工作期間,田紀云走遍了全國的省、市、自治區,至于考察了多少地、縣,就難以統計清楚了。

            1985年9月24日,中共十二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增選田紀云、喬石、李鵬、吳學謙、胡啟立、姚依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中央政治局由22人組成。全會增選喬石、田紀云、李鵬、郝建秀、王兆國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這時中央書記處由11人組成。56歲的田紀云進入了中國核心領導層!

            田紀云進入政治局和書記處后,擔負的任務更重了,除原來分管的經貿工作外,政治局又確定田紀云分管農業和農村工作。不久后的12月25日,胡耀邦在召開調整后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在培養干部方面,我們六年走了三步:選拔、鍛煉、進領導核心。下一步如何培養?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個人努力?!彼€語重心長地告誡新進領導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提高駕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出點時間思考全局的問題,要熟悉全局的情況;學會支配時間,讀點書,馬列主義、中外歷史、政治經濟學、文學等,都要讀一點。第二,要發揚處理問題、解決矛盾的好風格,一是要光明正大,旗幟鮮明,堅持真理;二是身體力行,模范帶頭。對于胡耀邦的告誡,十六七年后的田紀云還記憶猶新。就是在此次會議上,確定胡啟立主持書記處會議,田紀云協助萬里處理國務院的日常工作。

            1986年1月6日和9日,中央書記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機關干部大會,號召中央黨政軍機關的全體黨員、干部在端正黨風中做全國的表率。6日這天,在胡耀邦作了《中央機關要做全國的表率》講話后,田紀云作了《關于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的講話。這是一篇代表他個人觀點的講話。他首先論證了中國“經濟形勢的主流很好,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之一”的論斷。他引用了老工人的話說:“沒有想到經過十年動亂之后,國家能這么快地安定下來;沒有想到‘文革'留下的經濟的爛攤子,能這么快地被收拾好;沒有想到十億人口的大國,人民生活能提高得這么快?!边@三個“沒有想到”,生動地說明了中國改革開放引起的巨大社會變化,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著解釋了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某些新的不穩定因素解決的情況及發展前景,又回答了人們普遍關心的物價和價格改革、社會成員收入差距、對外開放等問題的情況和看法。他最后講了進一步搞好改革的幾個問題的認識,鮮明地提出,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正確處理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他在講話將結束時講了這樣一段話:“改革主要將帶來的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制,但不可避免地也會出現某些消極的東西?!薄安荒苡捎诟母镞^程中出現某些消極因素就對改革產生懷疑和動搖。改革是件非常復雜的事情,又無固定模式可循,盡可能地避免或減少無誤,特別是避免出現大的失誤,是應該的,也是可能的,但一點失誤不出現很難辦到。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進一步完善改革來解決,決不能走回頭路。我們一是要堅持改革的原則方向,發揚積極創新的精神,大膽地、勇敢地探索前進,同時在實際的改革步驟上采取謹慎從事的態度,以保證全面改革的成功?!边@段話,充分展示了田紀云作為一位改革家的原則性和策略性。

            中國在長期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忽視價值規律,忽視市場的作用,價格體系很不合理,一是管理太死,價格不能靈活反映市場變化,二是價格結構嚴重扭曲。中國經濟體制一開始改革就呈現出兩條主線,一條是價格改革,一條是企業改革。從1979年到1984年9月的價格改革,主要是調整價格,以初步改變特別突出的價格扭曲狀態,同時試行放開一部分小商品和農副產品價格。

            1984年10月20日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稕Q定》第一次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稕Q定》對價格改革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表述:價格是最有效的調節手段,合理的價格是保證國民經濟活而不亂的重要條件,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

            田紀云深知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系改革成敗的關鍵。他說,價格體系不合理,影響經濟效益提高,不利于經濟體制改革,不利于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非改革不可。但改革要堅定不移、慎重初戰、務求必勝,要走小步,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總的是“堅持改革,穩步前進?!备母镆莆铡斑M行結構性調整,產品價格有降有升;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而造成的成本增高部分基本上靠企業內部消化;確保廣大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不因價格的調整而降低”三個原則。他對中央提出的“調改結合,穩步前進”的價格體系改革方針做出了貢獻。

            從1984年10月開始,價格體系改革以放開價格為主,讓大部分商品價格在市場中形成,重點是放開大部分農產品和部分主要工業消費品價格。1985年改革價格體系邁出的步子比較大,1986年和1987年邁的步子很小。這兩年中,中國經濟學界有人主張繞開價格改革,或者將價格改革往后推。這期間,為了穩妥,對工業商品實行了兩種價格,計劃調撥部分由政府定價,上市部分實行市場調節。同一樣東西兩種價格,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雙軌價格”?!半p軌價格”中的市場這一軌,打破了指令性計劃一統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經濟生活出現了生機,使價格形成機制市場化取到了重要進展。但“雙軌價格”也帶來了經濟秩序的混亂,為權力與市場的惡性結合提供了物質基礎。社會上出現要求改革“雙軌價格”的呼聲。

            1987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田紀云依然是政治局委員。在1988年3月產生的新的一屆政府中,田紀云依然是副總理,分管農業、商貿和經濟特區等方面工作。1988年歲初,經過認真思考的田紀云對價格體系改革提出了建議,他指出:“我們必須在價格體系改革上有所作為,要千方百計突破這個難點,攻克這個堡壘。機不可失,時不待我。這個問題越拖對改革越不利,越拖越積重難返,其結果只能是推遲改革的進程?!币晃桓母锛业膽n慮躍然紙上!田紀云還提出自己經過深思熟慮后的一個觀點,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最為棘手的問題,“是如何沖破幾十年來所形成的僵化的機制和思維觀念的束縛,逐步將市場機制引進到經濟生活中來,逐步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建立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為資本主義所不可能具有的優越性,使社會主義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彼f,這也是對中國改革能否成功地到達彼岸的考驗。

            1988年夏季,中央決定實行價格體系改革“闖關”。但由于種種原因,“闖關”未成,轉入治理整頓。

            中國農村改革到1984年,一時普遍出現“賣糧難”。當時,中央和國務院對糧食估計過分樂觀,認識不夠清醒,以致采取了一些不適當的措施。加之其他原因,1985年糧棉等大宗農產品產量較大幅度下降。

            田紀云每年總是抽出相當的一部分時間,深入農村,深入基層,走村串戶,與農民交談,與基層干部座談,聽取他們的呼聲和意見。從東海之濱到青藏高原,從三江平原到天涯海角,無不留下他的足跡。他每年多次主持召開各種形式的農村工作或專業工作會議,研究農業和農村工作。田紀云深知農業的關鍵是糧食,糧食是基礎的基礎。當時中國糧食的需求量不斷增長,但可供數量有限,而且增長后勁不足。他全力以赴抓農業發展,抓糧食生產,著力抓穩定基本政策、深化農村改革,把改革與發展結合起來;努力增加對農村的投入;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同時,發揮科學技術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推進農業綜合開放。田紀云十分重視推動農村科技進步。他提出將農業、科技、教育結合起來,他說這是實現農村“小康”的最根本的途徑,沒有農科教的結合,就沒有現代化。田紀云花費巨大的精力推進農業開發,提出“農業綜合開發,一是對現有的中低產田進行改造,提高產出率,二是開發利用新的農業資源”。1988年安排黃淮海平原、三江平原、松遼平原等11片地區為綜合開發區。1989年,又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寧夏、內蒙古、海南及黃河口三角洲等9片地區立項進行開發。這些項目,計劃四年內改造中低產田近400萬公頃,開墾宜農荒地67萬多公頃,營造農田防護林網5.33多萬公頃,治理草場10萬公頃。建成后,將新增糧食近1250萬噸,棉花近20萬噸,油料50多萬噸,糖料1200萬噸,肉類30萬噸?!捌呶逵媱潯逼陂g建設的第一批商品糧基地縣,1987年和1988年糧食產量比建設前的兩年增長近400萬噸,而且絕大部分是商品糧。

            經過全黨努力,到1989年,全國糧食生產結束了連續幾年徘徊的局面。1989年到1991年的三年間,整個農村經濟獲得了持續高速的發展。

            1993年3月15日,李鵬在八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自1988年到1992年的五年間,“農村經濟全面發展,結構逐步調整。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4.9%,糧食生產擺脫了一度徘徊局面,連續四年獲得豐收。糧食儲備增加,增強了以豐補歉的能力。經濟作物和農副產品全面增長?!怂{子'工程的實施,保證了城鄉居民的副食供應。鄉鎮企業保持旺盛發展勢頭,五年間產值增長二倍,現已吸納農村勞動力一億多人,成為國民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植樹造林、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取得新進展”。1992年7月11日,美國《僑報》的記者說:“中國農業有兩次歷史性大跨越:第一次是70年代末開始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農村經濟改革;第二次是近年來農村掀起科技興農熱潮和大規模農業綜合開發。后一次跨越是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和新增生產能力為特點?!?/p>

            關鍵時刻,無私無畏堅持改革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的國內、國際環境是嚴峻的?!傲摹憋L波不僅造成了嚴重的政治、經濟損失,而且使中國在國際上受到某些抵制和制裁。蘇聯的解體、東歐國家的劇變,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在這種情況下,遭到批判和否定的“左”傾思想又出現某種程度的回潮。他們針對中國的改革發出質問,是“推行資本主義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的改革”?

            “六四”風波之后,不贊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觀點又冒了出來,說什么“政治上的自由化來源于經濟上的自由化,經濟上的自由化來源于農村的家庭承包”,“三資企業是和平演變的溫床,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農村承包制是集體經濟瓦解的根源”,企圖改變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一些重大決策,扭轉中國改革的大方向。

            “六四”風波之后,田紀云反復講這樣一個觀點:“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我們的強國之路”,為堅持改革開放鼓與呼。

            1989年10月,在討論為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時,田紀云做了《要保持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的發言,申明了自己的觀點。

            在談到治理整頓時,田紀云說:“經濟過熱、速度過高是不能持久的,在經濟過熱、增長過猛的情況下,采取緊縮的措施,理順關系,這是必要的?,F在,在基本建設規模、消費基金得到有力控制的前提下,必須把生產搞活,把企業搞活,不然的話,有效供給立即就會減少?!?/p>

            在談到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時,田紀云說:“10年來,我們許多重大的戰略決策都是小平同志作的,也是向原來的中央常委匯報請示的,有些重要的措施都是集體研究的。當然由于各人具有的地位不一樣,因此責任大小不同。但是,現在回頭來看,不能說我們的基本政策,我們的重大措施好像都是出了什么多大的問題。我的觀點就是,成績大家都有一份,問題呢,也都有一定的責任,責任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我覺得不能夠采取下屆否定上屆,你否定我、我否定你的做法。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群眾根本不信任你?,F在在干部思想上,在群眾心理上,有許多疑慮。對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認真對待?!?/p>

            對一些重大政策問題,田紀云坦誠地談了自己的建議。他說:“農村的承包決不能動搖,八億農民如果穩定不住,一夜之間就要發生大的問題。企業承包,要采取審時度勢、因勢利導的方針,在改革的實踐中逐步探索完善承包的辦法?!标P于財政承包問題,他說:“逐步地提高兩個比例,是完全對的。但是,用什么辦法,是從地方現在碗里的東西挖一塊給中央呢,還是從今后的增長部分中中央多拿呢,在今后新開辟的財源當中中央多拿呢?這是兩種思路,我主張后者?!标P于鄉鎮企業和私營、個體企業問題,他說,“根本問題是如何加強管理問題,引導他們的資金向擴大再生產投入,限制個人的過度消費”;“鄉鎮企業垮下來,我們也就沒有了速度”;“不能把鄉鎮企業視為私人企業”;“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同時,允許適度地發展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的方針還應當堅持,不要動搖”。

            田紀云的發言,表明了他堅持改革開放、忠于廣大人民利益的思想,表現了一位政治家無私無畏的坦蕩胸懷。

            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頂住了“左”傾錯誤觀點,明確宣布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等一系列基本政策穩定不變。正由于這樣,才安定了農民的心,穩住了農業生產,從而穩住了經濟的全局。此后,田紀云把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完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深化農村改革的重點,把發展商品經濟放在農村經濟工作的重要位置,把依靠科技進步作為振興農業的戰略措施,把進行的農業開發作為攀登農業新臺階的戰略措施,把引導鄉鎮企業繼續健康發展作為農村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把加強縣級工作作為推進農村深化改革的重要環節,全力推動農業發展、農村進步。

            “樹欲靜而風不止”。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后,為要在農村是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把農民重新納入合作化軌道的問題,又展開了新一輪的斗爭。有人攻擊田紀云是“新形勢下的‘小腳女人',犯了‘恐合癥'”。1991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為這場爭論作了結論。這個有十大部分四十條的《決定》,總結了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成就和基本經驗,分析了當時農村的形勢,明確了90年代深化農村改革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和任務,在中國農村改革史上占有重要一頁。田紀云在全會上作了《關于穩定農村基本政策的幾個問題》的發言。這篇僅6600字的發言,觀點鮮明地闡述了三個重大問題:(一)堅定不移地穩定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穩定黨的農村基本政策,是穩定大局,進一步推動農業發展的最基本因素。(二)堅定不移地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完善雙層經營體制,逐步發展集體經濟。(三)堅定不移地發展鄉鎮企業,是農民奔向小康、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的必由之路。這個《決定》,使田紀云一直懸著的心落了地。不久,他在廣東說:“關于農村的政策問題,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作出了全面系統的闡述。雖然在八中全會前,對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論,今后恐怕還會有爭論,但是,我看大局已定?,F在要改變農村這個發展方向,我看就是有人想干也辦不到,要歷史的車輪倒轉很困難?,F在農村的改革正像長江之水滾滾東流一樣,要倒流是不可能的,最多是掀起一些浪花,起點波折而已?!敝袊母镩_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不久后發表的著名的南方談話中贊揚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開得好,肯定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一變就人心不安,人們就會說中央的政策變了”。

            在一些思想極其僵化的人對改革開放提出了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對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產生了動搖的情況下,88歲高齡的鄧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重要談話,后被稱為南方談話。 南方談話,闡明了黨的基本路線不能動搖的道理,闡述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指出“左”傾思想的嚴重危害,要求抓住機遇、發展自己。南方談話傳回北京、傳到全國,立即引起了普遍的重視和巨大的震動。人們把談話譽為“把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3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全體會議,學習鄧小平南方談話,并以講話精神為指導,全面思考中國改革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戰略部署。田紀云看到南方談話后,十分興奮。他在山西,在國家經貿部,在廣州,在深圳,暢談學習南方談話體會,推動人們的思想解放。他高度評價南方談話的意義,“小平同志這個談話,可以說是在關鍵時刻,講了一系列關鍵性的問題,是一個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步伐的綱領性文件,具有重大而現實的意義”,“這個談話,可以說是當代中國歷史的最強音”。他在講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能改變,一百年都不能改變,誰要改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時說,“小平同志為什么這樣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呢”?“我理解有兩上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這條路線是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路線,是適合我們的國情、符合全國人民的意愿、深受廣大人民衷心擁護的路線。只有沿著這條路線走下去,我們國家才能發展,國力才能增強,人民生活才能富裕;而只有經濟發展了,國力增強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國家才能穩定,才能防止和平演變,中華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暗诙€原因,是因為有人不擁護,甚至采取各種辦法,明的暗的,企圖否定和改變這條路線”。他指出,貫徹這條路線,要正確處理好積極和穩妥、計劃和市場、穩定和改革與發展、內資和外資、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等關系。他在談到鄧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誡時,深有體會地說,“由于‘左'的積習很深,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這種積習”,如果不真正解除“左”的思想束縛,“那么就很難長期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他專門闡述了鄧小平稱贊的深圳精神——敢闖、敢干、敢于探索。

            1992年4月25日,田紀云應中央黨校之邀,作了題為《中國農業和農村的改革與發展問題》的報告。整篇報告,以改革開放的精神,回顧了80年代農村的改革和發展;分析了90年代面臨的新形勢;闡述了如何穩定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指明了在20世紀末中國農村實現“小康”的潛力、路子與保證。當他講到“簡言之,農村的改革使農村得到了‘自主'、‘自由'、‘實惠'?!灾?、‘自由'、‘實惠',這是我們農村改革最基本的最實質的東西,也是被農民視作命根子的東西”時,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當他列舉了“左”的種種表現后,尖銳地指出“在領導層擺脫‘左'的思想的束縛,是一個重大的課題。如果不敢觸動它,不去觸動它,改革開放就無非是空談一陣子。不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改革開放能否持久,要劃一個問號”?!霸谙?的影響的時候,特別要警惕那些風派人物。這種人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一有機會就跳出來反對改革開放。這些人一旦掌握了國家大權,對國家,對人民都將是一種災難”時,會場上靜得幾乎能聽到一根針落地的聲音。這篇報告,為新的思想解放注進了強音符,很快傳出黨校,傳到北京,傳到全國,引起了極大反響。

            人大十年,竭盡全力推動依法治國

            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最主要的功績之一是明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田紀云在十四屆一中全會上再次當選政治局委員。翌年3月,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召開,田紀云當選為第一副委員長,喬石當選委員長。5年后,田紀云在黨的十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委員,并在第二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連任第一副委員長,李鵬為委員長。田紀云在全國人大工作期間,除了繼續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外,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探索中國民主法制建設和依法治國方面。

            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加快經濟立法作為第一位的任務,目標是在任期內大體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框架。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主任務,是為到2010年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奠定良好的基礎。田紀云十分重視立法工作,他認為立法工作還不完全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他說,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規范化的經濟,既要加快立法的步伐,使立法的進程同改革的進程相適應,又要注重提高立法的質量,使制定的法律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他主張加快立法步伐。如何加快立法?他說,要以改革的精神立法,一是明確立法的指導思想,即立法同改革開放的進程相適應;二是進一步完善立法體制;三是大膽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立法程序和經驗。他將很大的精力傾注在民主法制建設和推動依法治國上。

            田紀云主張人大在加強立法工作的同時加強監督職能。他說,我國法制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一些地區和部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罰代刑,人民群眾對這些問題很有意見,所以,人大要加強執法監督,進一步改進和加強對“一府兩院”的工作監督。

            田紀云對許多地方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賦予的權力開展的對“一府兩院”工作的評議、對人大選舉或任命的干部的述職評議,給以充分肯定,大力提倡。他稱贊浙江省的“兩項評議”工作有成效,而且積累了經驗。當有的人提出對干部的述職評議與“黨管干部”的原則有矛盾時,他反駁說,人大對選舉或任命的干部進行述職評議,僅僅是對其執法、勤政等工作表現作出評價,這種評價一般是很全面的,對被評議者是一種鼓勵和鞭策。這種反映人民呼聲的評議,比紀檢部門、組織部門找干部談話作用大,而且也為黨委正確使用干部提供了一個重要方面的根據。他高屋建瓴地指出,對人大選舉和任命的干部進行監督,是人大監督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人大的監督權,從根本上說,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是人民行使管理國家權力的重要體現。他進而指出,監督制度,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個主要支柱,它對保障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是不可少的。1995年12月31日,田紀云在汕頭視察工作時,要求人大常委會在實施監督權方面把腰桿子再挺硬一點!

            1997年11月7日,田紀云在上海市同人大常委會領導人舉行座談。當談到“兩項評議”工作時,他的一段話入木三分,語驚四座。他說:“現在看,這個評議是成功的。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年能夠評議國務院的一兩個部長,評議你的成績、你的缺點和提出對你的希望,那影響就不小。評議不等于就要罷免,一般地說都是鞭策多,有些問題是防微杜漸,提出來要你注意。這和黨管干部的原則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應該說這是置公仆于主人的監督之下的一個很重要舉措。不然,公仆就離主人太遠。有一年,歐洲一個議會代表團來華訪問,他們向我提出一個問題,說他們的官員怕議員,議員怕選民,然后問我,你們的官員怕什么?我說,我們的官員怕領導,這樣對外說雖然不是很得體,但這是事實。我們的有些官員離人民太遠。應該讓他們離人民代表近一點嘛。如果我們對有些高級官員真正有點監督,讓他們接受點人民的監督、人民代表的監督,就不至于離人民很遠,像陳希同,如果有點監督,不至于這樣?!?/p>

            田紀云針對許多人大代表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提意見說實施監督不夠這一情況,坦誠地說:這有思想認識問題,比如在人大工作的同志本身勇氣不足,怕得罪人,怕越軌,不敢進行監督;被監督者的承受能力弱,只能聽贊揚的話,不能聽批評的話,這種積習根深蒂固。也有工作問題,主要是缺乏經驗??峙逻€有政治體制方面的問題。而監督問題的根本解決,則有待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他針對每次代表大會都有不少議案要求制定監督法,誠懇地告訴大家:監督法研究、起草工作從第六屆人大即彭真同志任委員長時就著手進行,七屆人大萬里同志任委員長時也在繼續努力,八屆人大喬石同志任委員長也花了不少工夫,但至今仍難出臺。從我個人來講,對制定監督法也作了一些研究和考慮,現在看,在目前條件下,要制定一個名副其實的監督法,也難。

            田紀云一再指示加強法制教育,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他深刻體會到,加強法制教育,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長期封建社會歷史、缺乏民主法制傳統,“人治”觀念根深蒂固的國度來說,顯得更為重要,任務也更為艱巨。

            2002年9月,即將離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崗位的田紀云,懷著政治家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暢談了自己對依法治國的思考。他告誡說:“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的法制建設特別是執法現狀并不令人滿意。當前,從不少地區的情況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現象實可堪憂。這個問題不解決,黨的十五大確立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將成為空談?!彼仡櫫斯埠蛧闪⒁詠怼叭酥巍钡臍v史,告訴人們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的教訓是極為深刻的。他一語中的地指出,民主、法制的問題,從根本說,是個政治體制問題;當今中國,依法治國,重在依法治權、依法治官,而不是治老百姓。

            采訪就要結束了,秘書李尊敬送給我一本學術雜志——《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4期。雜志的首篇文章就是田紀云撰寫的《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是轉引自《理論動態》第1567期。此前,我已經從不少報紙、刊物上讀到了該文的摘要。這篇文章,是他根據自己的親歷、體會,總結中國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之作,他科學地概括了改革開放歷程中的“五個拋棄,五個確立”:

            拋棄唯意志論和“兩個凡是”,確立解放思想、事實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

            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正確路線。

            拋棄僵化的計劃經濟模式,確立走市場經濟的康莊大道。

            拋棄單一的公有制經濟模式,確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

            拋棄重“人治”輕“法治”的錯誤傾向,確立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

            我們瞻望未來,該拋棄的還要拋棄,該確立的還應確立。歷史就是在“破”與“立”的改革中前進!

            臨道別時,田紀云一字一字地堅定地說:“改革開放不可逆轉!我堅信這一點?!?(丁龍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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